立宪派把光绪上谕中“铁路准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这两句话当作自己的口号，是“适合于当时人民群众觉悟，又剥夺了统治阶级任何反对借口的很高明的斗争方法”。〔42〕这种“文明抵制”的“合法”形式，虽然影响了群众斗争和武装起义的发动，但它能够容纳更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在保路运动中活动。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只能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并依靠立宪派的威望进行活动。这种“文明抵制”的发起人立宪派则由于反复的保路斗争，对清廷感到失望，最后转向革命。这种“合法”斗争也使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两湖督抚陈夔龙、岑春萱曾参与认股争路，四川府县以上地方官联名致电政府，承认“川民争路破约，志坚理足”。这就孤立了盛宣怀、赵尔丰、端方等极少数顽固官僚。在文明争路的形式下，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农民、工人、城市市民组成联合阵线，使清朝统治者众叛亲离，促成了武昌起义及其以后的全国革命高潮。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具有很大的矛盾性。他们既是运动的领导者和民主革命不自觉的发动者，又是运动的阻挠者和民主革命的破坏者。然而，正因为有了立宪派的努力倡导，保路运动才能形成如此宏大的规模，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承认保路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应该肯定资产阶级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注： 

〔1〕四川省档案馆《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第123—124页。 

〔2〕《蜀报》总11期，《川路今后处分议》。 

〔3〕〔9〕〔11〕〔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46、340、405—406、334页。 

〔4〕〔13〕〔15〕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72、160、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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