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孙中山说到“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实不过尊民生之议论，与民生主义的提出，虽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实际上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谓截然不同。孙中山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自己的新见解，与中国传统儒学中关于民生问题的概念合而为一，赋予近代社会主义的内涵，使之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他在讲解民生主义学说时，在传统儒学中寻求证据，除了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本土化，希望引起中国理论界共鸣之外，还有另外用意，是辩白他不是拾西人牙慧，而是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谁也不会实行古人设计的田园诗般的大同社会，因为中国社会已远远地向前发展了；而且，正如孙中山多次说过的那样，民生主义即集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实际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并不是不能实行的。明乎此，便可知孙中山之所以将民生主义称为大同主义，从传统儒学中寻求支持而欲行之于当世，目的是极为明确的了。

　　从深一层的意义上说，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一生从事暴烈的流血的革命运动，但却不赞成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的内心是主张道德教化，主张渐进；但是从实际上说，他的革命并不温和，充满了暴力。仁者之心与革命家的手段，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他要避免社会革命：“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荫，诚可举*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起进行，想法未尝不善，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但如果从以仁者之心来解决社会问题，孙中山解释民生主义与传统儒学相结合，欲使大同理想行于今日，兼使儒学现代化，这一点，不是也有可肯定的地方吗？梁启超在论及清末新思想运动主要潮流时，把孙中山主张社会主义列为近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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