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袁世凯接受共和是以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为先决条件的，这反映了袁世凯权欲熏心的本质。但是，从表面上来看袁世凯接受共和与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好像互为因果其实毕竟是两回事。就当时而言，如果不是举国上下各派势力竞相拥袁，而单靠袁世凯接受共和，是难以换取南方拱让总统宝座的；同样，如果不是共和已成大势所趋和袁世凯的明智识体，单靠总统权位也难以换取袁世凯态度的转变。应该说，两者都是客观形势使然，并非袁世凯权术操纵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在议和过程是善弄权术、屡施手段，以及他以后破坏共和就否定他曾接受共和的事实。袁世凯终究摆脱不了形势的制约，他是在民心所向前提下被迫接受共和的；同样，他也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摘取总统桂冠，得以满足权欲的。当然，两者的最终实现，确实互为契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在公开场合仍一再表示拥护君主立宪政体。当他的议和政策遭到皇室亲贵等人的激烈指责时，他说：“议和是一时权宜之计，岂能忘恩于清室？”(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24页。)又说：“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18页。)就在唐绍仪准备动身南下时，他约各代表谈话说：“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页。)是否就凭此言而断定袁世凯始终反对革命，根本不可能接受共和呢？我们认为，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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