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不仅应看他说了什么，而更应看他做了些什么。如前所述，袁世凯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主要的活动是在准备接受共和。二、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地位确实使他除君宪外难以言及其他。当时，也确实出现了时人所说的“项城居于被动地位，心中已以为然，而口不能言”的局面。(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74页。)三、其时袁世凯所面临的局势仍十分严峻，皇室亲贵等人的激烈反对，宗社党威胁的存在。把持禁卫军指挥权的载涛、良弼等人就认为：“袁是心腹之患。”(《中华民国史事纲要》（1912年）第131页。)他们百般阻挠和议，密筹除袁之策。这些不能不使袁世凯格外小心，讲些甜言蜜语安抚他们，否则性命有虞。当然，袁世凯自己态度仍有动摇甚或反复，这也是可能的。不管袁世凯的心态如何，而他终究是在一步步地走上接受共和之路。这个事实不应轻易否定。
袁世凯接受共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当时，他具备接受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袁世凯接受共和，与其说是虚假，不如说是客观局势的作用。为什么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条件下，其他许多疆吏将臣能接受共和甚或投向革命，而袁世凯却一定相反呢？当然，即使袁世凯接受了共和，袁氏集团具有的封建性和反动性使他多么留恋旧制度，使他对于共和新制度时时产生难以合拍之感。而且，这种劣性确实使他存在着怀旧复古的恋情和基因，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旧情复萌和死灰复燃。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一步步破坏民主共和，并最终演出洪宪帝制丑剧即是一个佐证。但是，两者毕竟是发生在不同条件下的两回事。一个是大势所趋下的从流举措，深受国人所赞赏；一个是得意忘形后的逆流行动，终为国人所唾弃。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评论历史人物应该立体地、动态地和分阶段地进行。不能因为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违反历史潮流于后，就否定其接受共和顺应历史潮流于前。总之，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他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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