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5、916；844；845；852；196页。)1912年1月30日，莫理循在另一封中又说：“恐怖行动正在蔓延。令人惊讶的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有那样多的中国人设法购置武器。价格为四十五法朗的勃朗宁左轮*在北京卖一百两银子一支。我的一位丹麦朋友告诉我，三百五十个袁世凯的人员，身着便服，带着勃朗宁左轮*，大部分是他自己卖给他们的。今天他卖了他所有的最后十一支枪。”(《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15、916；844；845；852；196页。)满族中坚决反袁的良弼被革命党人暗杀后，铁良逃往天津，满人的反袁活动有所缓和，但这不等于满族王公已停止在北京的反袁活动，事实上，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这种活动继续存在着。看来，袁世凯的顽固拒绝南下就职，很可能是由于他既害怕他到南京后的安全有问题（张謇曾告诫他如果南下就职必须带领部队），又怕他一旦离开，他的老集会发生问题。袁世凯的顽固拒绝南下就职，既反映了他的反革命的顽固性，又反映了他的外强中千。
一些旧官僚、军阀和原资产阶级立宪派人依属于袁世凯，这是由于他们本身的*、经济利益，与急于恢复被革命打乱了的社会秩序的*立场所决定的。不过，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定都北京的理由，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则并非全无根据。他们所说的“北京关系外交，内政甚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是他们坚持定都北京的最主要原因。应该说，这还是大体上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的要求。至于上海的许多报纸无视孙中山、黄兴所严正指出的“临时政府自应受之于政府所在地，更无移政府而送其接收之理”，坚持反对袁南下就职，甚至把兵变亦归罪于临时政府要求袁南下受任，则完全有出于*偏见，甚至还与受袁世凯收买有关。1912年3月13日，福来萨从南京寄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说：“袁好象用金钱收买了很多上海报纸和这里参议院的一些议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是煞费苦心准备把首都留在北京。”(《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15、916；844；845；852；196页。)从当时上海出版的许多报纸在报道北京兵变的失实性（与莫理循的记载相比较）来看，它们接受了袁世凯的贿赂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则正处于急剧分化的时刻。孙中山、黄兴主张定都南京，坚持要袁到南京来就职，是从革命的原则和前途来考虑问题的。革命党人内部许多不支持孙、黄定都主张的人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类情况。一类是蜕化变节分子，如汪兆铭之与袁世凯，孙武之与黎元洪。这类人已完全投靠官僚和军阀。一类是严重的右倾，不过这类人在认识上的错误，又有程度深浅的不同。章太炎在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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