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使蔡元培等迎袁专使完全上了袁世凯的圈套。他们惊恐之余，一再上书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说：“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并提出根据“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90页。)二项主旨，来与袁世凯作最后的交涉。而这二项主旨，正是要害的所在。孙中山如果同意这两项，就等于完全放弃他在2月13日向参议院辞职时所提出的三项正式解职条件中的二项。由于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极为恶劣的形势下，孙中山只好加以同意。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10日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于是，延续近一月之久的定都之争，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
袁世凯为什么坚持定都北京，并且当孙中山、黄兴在定都地点问题上已有所后退，仅要他到南京就职时，他仍顽固地加以拒绝？为什么在这场定都之争中，“各都督、各都抚、各军团、各报馆、各政党、各绅商，大多数主张（定都）北京？”(《民立报》民元3月8日。)在革命党人内部为什么许多人不支持孙、黄定都南京的主张？这些从上面对这场争都过程的述论中已不难看出梗概。这里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袁之所以反对迁都，除了因为他的*、经济、军事势力在北方，因而不愿离开他的老窠外，他所说的许多不宜把首都迁离北京的理由，有些并非全无根据。今天，我们在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考虑，不能从义愤袁世凯的反革命野心出发，不予承认。其次，过去我们对袁世凯控制北京的力量，不免有估计过高之处。事实上，袁当时对北京的控制，并非绝对牢固的。在1912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北京就曾出现过严重的不稳情况。莫理循在1月24日的一封信中说：“这里（北京）的形势处于危机状态，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满人不信任袁世凯。”“铁良已回到北京，正在策动满人反对袁世凯，看来他会成功而袁世凯不得不离开。实际上，昨天夜里人们作了极大的努力使袁世凯辞职并于今天早晨去天津。专车已在前门火车站等了他几天了。”“这里有一万七千名满族士兵，他们宣称（或不如说亲王们宣称）他们将战斗到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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