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政权既已让给袁世凯，大局已坏，再争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们说“群奸卖国，巨憝窃位，遂使革命大业，功败垂成，徒□断于国都地点南北争持抑已末矣。况放之使北则纵虎负隅，招之来南，则引狼入室；譬之奕者，大局已坏，犹争一劫之短长，非唯不能，且亦无谓。”他们认为，“如今之计，既不能廓清全局，犹可支持偏隅，盖中央政权虽归袁氏掌握，而各省统冶权仍在民军都督手中，莫如迅行结合，密约联盟，上规六国合纵之谋，下师德、美联邦之制”，“苟袁氏挑衅一都督，则同盟各省当群而攻，如此则袁氏虽有操贼之奸智，拿翁之野心，犹将敛抑锋芒，不敢自恣，而共和团体庶可□存。”(《天铎报》民元2月21日，一版。)由于这批人持这种观点，使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袁世凯的揭露方面，所以，他们在《天铎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有的虽涉及到定都的问题，但却没有论证应该定都于南京。他们在革命党人中只是少数，所以在这场定都的争论中，并没有起到对孙、黄的主张的支持作用。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场争论中，极为孤立。
在这场斗争中，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受到国内压力，而且也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北京兵变后，帝国主义纷纷调兵入京，进行恫□的同时，又通过它们在中国所办的报纸散布出种种如不让袁世凯组织政府，即将进行干涉的消息。如《大陆报》于8月6日刊登出4日发于北京的专电说：“此间外人以为今当急行组织共和政府，深望南京政府允许哀在北京履任，外人又言，袁虽于兵变时未能维持秩序，然卒能恢复秩序，实不过袁一人而已。又谓今后不即组织共和政府，各国便干涉云。”(《天铎报》民元3月8日，第3版。)这些消息的不断出现，自然会增加临时政府的压力，促使它终于不得不放弃要袁到南京就职的要求。英国记者福来萨（David Stewart），3月13日从南京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谈到南京临时政府最后之所以让步的原因时说：“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外国干涉。他们好象并不认能控制住局势，他们也认识到再出一点乱子就会招来外国人，其后果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此外，他们已经尝到过血腥钱的味道（他们现在发现拚命也难搞到钱），他们也认识到，如果有了一个联合政府，双方团结起来，他们就可以继续弄到钱。因此他们屈服了。孙逸仙对于他的非常处境表示厌倦，或许起了作用。”(《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15、916；844；845；852；196页。)应该说，以上这些说法，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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