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又说：“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令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惟有请孙总统速电袁总统在北京受任组织政府。(《江苏议会请设北京临时政府电》《时报》1912年3月7日。)”在这同一天，黎元洪发布万万火急的通电说：“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孳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民立报》，1912年3月7日，“武昌电报”。按：据《黎付总统政书》，卷八，记该电发于3月3日，但《民立报》和其他各报均于3月7日手刊登这份电报。)”
3月5日，《民立报》就北京兵变发表了《再论北方乱事》的社论，提出了收拾局面的三策。它说：“为今计，孙大总统躬亲督师，刻日北上，政府重要各员相与偕行，一周之内，与项城握手宣南，共定大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瞬息之间，国事大定，此上策也。指挥得力，诸将慎选纪律之师，兼程北赴，协力平和，策之次也。若袁以留镇之故，急切不能南来，而南中部署又不可一日无主，事势相缘，暂成分治之局，以待他日统一，此下策也。(《民主报》民元3月5日，“社论”，第2页。)”这篇社论，充分反映了掌握着《民立报》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天真和幼稚。从当时斗争形势来看，他们所提出的这个三策，真可谓异想天开！3月8日，该报为响应黎元洪的那份所谓“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的通电，发表了由血儿署名的《泣告篇》社论说：“黎副总统昨日之电告，有“民亡”、“兵亡”、“国亡”、“种亡”之说，椎心泣血而书，诵读之下，毛发为之悚然，虽木石之人亦将闻而陨涕，我南方诸公，固夙称爱国之杰者，胡于此点未能恍然解悟乎？(《民立报》民元3月8日，“社论二”，第2。)”这就是说，要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人赶快领悟黎元洪的意旨，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在上述拥袁定都北京的热潮中，许多省份的都督和军民的一些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兰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亦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
难道在革命党中就没有反袁的激进派么？也不是。戴天仇、李怀霜等人及共所掌握的《天铎报》，就是坚决反袁的激进派。但是，戴、李等人，在定都这场争论中，并没出来给孙、黄以有力的支持。这主要是由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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