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不同。但同盟会从来也没有明确过以何省为“雄据”之点，并实现行动上互相配合的统一调度。各革命小团体往往各行其是：它们有的侧重于运动会党、有的重视在军队中建立组织，有的热衷于暗杀活动，有的热衷于游说八方。许多称得上“职业革命家”的人，不是自视为革命的鼓吹者、宣传家，就是埋头于具体事务．他们亲自募捐、运饷，甚至研制炸弹，却荒于*形势分析、*过程设计，更没有考虑到各种*派别在革命中将起到何种作用，*家将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各种革命力量的整合。当多次军事冒险失败，革命党几乎认为起义无望的时刻，革命突然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以意外的形式爆发了。由于事变的这种突发性，造成革命后几乎大部分独立省份的政权，都落在了革命党以外的*派别手中。但革命党人在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却无视现实地将政府要职全部分配给自己的同党，造成立宪派、旧官僚及社会名流“多不到政府就职”的结局。堂堂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竟仍然形同往日的同盟会机关一样。而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实际上也是空有其名。在这种情况下，真诚的革命者孙中山被视作“独裁者”，伪善的袁世凯被称为“中国的华盛顿”，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四编《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动荡频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制度性回溯时期。人们轮番地试过了从西方武库中拿来的“十八般武艺”，从总统制到内阁制，从联邦制到单一制，从共和制到军政合一制，其中还穿插过一段帝制的小插曲。直到1936年，国民党重新统一中国，才确定了“党治”的模式。与这个过程相适应，人们从法美，法德，法日，直至法俄，整整义经历了20多年的探索时期，才算奠定了中国现代制度的基础。这种结局，与辛亥开国时期没有找到一种与中国当时历史情况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是分不开的。而这一欠缺，又与革命党人不了解*制度的性质，在这方面存在的理想化倾向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制度的设计方面，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做了哪些事情呢？一个是在革命团体联盟——同盟会内部，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组织机构；二是孙中山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后的治国机关”设想——五权宪法。辛亥起义以后，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时，政权建设者们并没有采纳孙中山苦心孤诣的“五权”模式，而是把同盟会的框架从东京照例地搬到了南京。这种从美国“拿来”的制度，借助革命狂澜，仅勉强实行了两个来月，便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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