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的同志们比较，孙中山要算得上是一个更有创造性的*家。他构想出来的“五权宪法”，就是在世界范围来说，也称得上是一种独树一帜的创造。他的善于学习的精神，他的精于构思的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才能。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中国文化中追求完美，从而只能流于空想的弊病。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是一门因时因地而异的艺术。（参见密尔《代议制政府》第一章《政府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个选择问题》。）所谓政体设置，实质是对国家权力进行一种合理的配置。而国家权力的配置，仅仅是对各种势力的现实权力的一种承认而已。在这方面，追求完美的倾向，只能导致对现实的脱离．而对现实的脱离，只能导致*的失败。正因为孙中山的理想模式对清朝末年政局分割，政团林立，*目标分歧的状况没有任何现实的建设意义，所以，它不仅被当时的人所抛弃，就是后来，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在选择国体的问题上，笔者认为，辛亥志士们的一个最大错误，也是不分历史条件、不分阶段地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清朝末年，由于清廷*控制能力的下降，中国的南方与北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态度上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南部的起义与北方的政变，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当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时，北方实际上控制在军阀的手中．在这种状况下，南方本来可以不必急于“问鼎中原”，而是先以“南部联邦”的形式，巩固已有的胜利果实，利用共和的优势与南方的资源发展经济，在实力与人心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再选择有利时机，与北方决战。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与北方的袁世凯作明知无望的妥协，以至于把革命成果“拱手”送给他人。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辛亥革命从参加者和决定因素方面来说，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但从大的方面来看，握有主动权的有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一个是清政府，它的主动权主要在运动爆发以前；一个是革命党，它的主动权主要在运动的酝酿过程中．在运动爆发以后，它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此之前的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给二者分别赠送两句迟到的名言。给前者的是：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梁启超《变法通议》
给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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