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同时的讲话中称赞十月革命“不但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视苏俄为“欧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7](p402-404)[8](p191-193)。并坚定地表示：中国不仅要“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而且“要济弱扶倾，才是尽到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8](p253)。以上孙中山对“受屈者”和“横暴者”两个阵营的划分，大体上是正确的。他对美国和日本还留有余地，在尽力争取他们改变对待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的态度。孙中山也希望加强和巩固黄种人、亚洲人之间的团结，因为“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受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8](p193)。孙中山不以人种划线、而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区别敌友，同时又运用策略，分化敌人，扩大联合战线的思想认识和斗争艺术，均值得肯定。

　　第四，从文化的角度批驳“黄祸”论。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生前最后几年思想上呈现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不足的是这些研究者没有把孙中山的文化“回归”与他批判“黄祸”论的背景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个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前面已经提到，孙中山1924年冬在日本演说时，仍然记得那个写过两本关于“黄祸”论的书的美国学者，所以他在演说中反驳西方人“以欧洲的文化，是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以亚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的观点，批评“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的西方文化中心观和白种优越论。

　　孙中山认为，欧洲近几百年的文化“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武力的文化”、“霸道的文化”，“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他认为亚洲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他主张亚洲人对待这两种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以“我们固有的文化”即“仁义道德”“作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但他强调学习欧洲人“并不是学欧洲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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