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我们是学来自卫的。”[2](p404-405,407)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概念，孙中山用“王道”与“霸道”、“仁义道德”与“功利强权”来分别概括东西文化的特点，也许不够准确全面，而且带有中国传统的古老色彩，但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受压迫的东方民族与压迫人的西方列强的激烈对抗之中，置于“黄祸”论蔑视和丑化东方文化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孙中山这种说法的缘由及其所包含的合理性。
总之在最后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升华，他不再只是被动地辩解中国不会对西方和世界构成祸害，而是以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精神，以科学的分析眼光和多方面的斗争艺术，对“黄祸”论作了有力批驳。
孙中山的一生可以说始终处于困境之中，但他一直未停止思索和奋斗。他以其特有的襟怀、识见和深邃，为时人和后来者作出了如何对待“黄祸”论之类的虚构理论的成功榜样。这无疑也是对维护正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德国］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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