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则从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多重民族矛盾入手，认为“满族贵族所制订的许多国策不是旨在尽可能调动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而是带着弱者心态，以防范国家基本人口群体汉人为目标，压制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民族牢狱和臣民牢狱，毁坏了大量的*资源。”“欲期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义无返顾地走‘师夷之长技’的理性之路，就必须从切实解决国内的满汉矛盾入手，变防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为尽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反满民族革命的多种合理性及其历史作用是客观存在的”。[62]　

皮明勇试图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演变的宏观视野加以考察。他指出：“在‘排满’的热浪中，大汉族主义迅速地盛极一时。”“辛亥革命后，大汉族主义进而表现为一种民族同化主义。孙中山就曾提出‘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尽管孙中山本人后来纠正了这种提法，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至于中国近代的民族分裂主义，则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的产物。”他还说，“仅仅用民族主义来支撑整个民族精神是不够的。反过来，民族传统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确实做好一些传统特质的改造和功能转换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变和相关*制度的确立。”[63]　

金冲及、章开沅等都强调民族主义本身像双刃剑一样所具有的两重性。金冲及认为，孙中山清除了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发挥其正义性与进步性，成效显著。[64]章开沅则认为，“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分裂分子演变为‘排汉’，以遂其破坏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合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65]　

 << 上一页  [11] [12] [13]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