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等人因无株连之惧，态度有所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维新派，抵制顽固派废除新政的行为。李鸿章在康有为赴上海前“遣人慰行”，（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政变后“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8页。）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刘坤一也冒险上奏，吁请“曲赦康梁”，（注：《戊戌变法》（四）第201页。）“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资造就而育真才”。他还对西太后严禁报馆学会的谕旨进行力争。维新运动中罗振玉等人曾于上海创办农学会与《农报》，戊戌政变后，朝旨禁学会报馆，罗振玉等人害怕牵连，主张自行关闭，呈报刘坤一。刘埋一表示：“农报不干*，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农社虽有乱党名，然既然学会，来者不能拒，亦不必解散。”并批上海拨款二千元予以维持。（注：《戊戌变法》（四）第250页。）盛宣怀在政变后上书庆亲王奕劻说：“训政以来，百事皆归旧辙，而寰海疑议纷腾，以为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他还借列强的名义向朝廷施加压力。说“外人皆曰中国若是，恐难自强，不如各自为计，分谋占夺，并将以兵力胁制，为干预内政之谋。”（注：转引自夏东元《盛宜怀戊戌维新异同论》，《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六君子遇难后，大学士王文韶密示尚在北京的严复赶快离京躲避，严复立即去了天津。

　　上述说明，对维新运动的失败，洋务派是痛惜的，并且做了一些努力，使新政能薪火相传，不致全军覆没。只是他们囿于身份地位、认识水平及官场习气，不可能公开、正面抵制顽固派。这是软弱的“同路人”的姿态，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