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顽固派同党或帮凶。所谓“与顽固派共同胜利”之说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庚子事变后，洋务派再次活跃于*舞台，掀起了新的变法改革浪潮。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联衔上奏，吁请改革，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被清政府采纳，成为清末新政的指导性文件，其内容与维新派在戊戌时期的要求基本相同或更进一步。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诸人也接受了“议院”的主张，并赞同在中国设立君主立宪政体。至此，洋务派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成为立宪派的右翼。
五
通过上述考察，可得出如下结论：
甲午战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洋务思潮有了新的高涨和新的发展。士大夫集团中，接受洋务思想的人迅速增加，洋务派的队伍有所扩大。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一起，构成了戊戌改革思潮的主体，洋务派与维新派一起，构成了改革派。洋务派与维新派虽有分歧、矛盾和斗争，但属改革派内部的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中，双方的合作是主流，洋务派积极支持、参与了维新变法活动，推动了变法的发展和走向高潮。在变法失败后，洋务派为维护改革的成果进行了一定的努力。洋务派是维新派的同路人而不是顽固派的盟友。通过变法维新活动，洋务派自身也加快了转化，在其后的清末新政中，终于转变为立宪派。
由如上结论，还可以作一些引申。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多元的，存在着不同的层次，而且这些层次又带有过渡性。中国近代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因而这种层次性、过渡性更为鲜明。这种过渡性的层次往往对历史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的历史研究，却常常只重视两极，而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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