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阻滞”（注：吴弘明前引书，下册，第9－11页。），旷日持久的旱魁肆虐更会导致河水枯涸、河道淤浅，而使当时内地最为便利的运输方式即水运陷于瘫痪状态，其后果则类似于上文对中国盐运业的影响（注：另请参见吴弘明前引书，上册，第101页：李必憧前引书，第143页）。更何况长期以来由于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南北各地水土流失灾害日益加剧，河湖淤积现象日趋突出，不特导致水旱灾害日趋频繁，亦且严重地降低了各地河流的通航条件，从而限制了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华北地区，由于黄河的纵横泛滥，使大运河这条昔日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通道几乎变成了无用之地，其南端依赖长江供水的河段，也因“不断来自长江的泥土沉淀”而又无人疏浚，“结果在冬忙的几个月份中，与内地重要市镇相通的许多小河对吃水几英寸的小船也不能通行”，这就难怪上海的英国领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这一地区的（洋货）贸易未能扩展的一大原因，是由于它与内地的唯一交通方式——水道——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注：李必憧前引书，第447－448页）。这种景况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因铁路网的形成而致北方商品经济畸形繁荣的情形，恰成鲜明的对比。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则是对灾区社会购买力的削弱和摧残，即所谓大灾之来，禾稼失收，房毁屋塌，物业大损，“民鲜盖藏，焉有余资购此平常所用洋货”（注：吴弘明前引书，下册，第38页）。而且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小农社会中，往往“一年的旱灾，意味着三年的困境”（注：黄宗智前引书，第307页。）， 因此灾去之后人们或可恢复对“平常所用洋货”的需求，但欲求此种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高则难乎其难。虽则光绪初年的大旱灾迫使农民也不得不穿上洋布褂子，但事隔10余年之后即1891年，上海的英国领事还在抱怨：“英国的织品尚未渗透到中产阶级以下”，中国从南到北和从东到西的任一个内地城镇和乡村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农业劳动者，大约只有十分之一“也许有一件是用某种进口布做的短上衣，或者有一件棉袄的衬里是用染成蓝色的市布做的”（注：李必憧前引书，第759－760页）。一想到那些在频频的饥荒折磨之下居然把皇帝想象成“成天都吃大饼，吃饱了就躺下休息”（注：《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转引自李文治前引书，第一辑，第917页。）的中国北方农民，这种情况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从理论上讲，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商品消费总量往往要取决于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口越多，消费量越大，反之，人口越少，则消费量越小。灾时大量的灾民被逐出家园，实际上即意味着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暂时消失了。下面的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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