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对中国农村极端低下的消费能力，外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了如指掌，他们也因此把“城市居民、店员以及其他在一定程度上担负得起宁要漂亮不讲节约的人们”看作他们“最好的主顾”（注：李必憧前引书，第760页。）， 但这些人也并非丝毫不受灾害的影响。诚然，他们对抗天灾的能力比普通的平民要强得多，但天灾毕竟是不分阶级不论贫富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狂暴的天灾有时会在瞬间的爆发或持久的煎熬过程中碾平此种阶级间的差别。光绪三年冬季，钦差大臣袁保恒在前往河南省垣查赈途中，曾遇到十百成群的逃亡者，“问之多半素封，盖历秋及冬，不惟次贫者已成极贫，即不贫者亦成极贫矣”（注：《文诚公集·奏议》，卷六，页三十）。况且在当时的社会中，农业毕竟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城镇居民基本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主要供给者，是城镇手工业原料的主要供给者，同时也是城镇商人用以购买洋货的商业利润的主要盘剥对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他们可以躲得过天灾的直接打击，也跳不脱因粮食歉收导致的粮价上涨及由此带动的生活资料价格急剧上涨的冲击波。1877年居住在京城的李慈铭即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都中百物踊贵，米麦尤甚”的境况，并发出“京城米价贵于河南”的感慨（注：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第1685－1866页）。其结果必然会大大地增加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从而减弱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前述洋商借中国手工业产品原料歉收从中国工商业者那里夺走的市场，不也恰好构成了后者的损失吗？在直隶平泉州有个俗称为“八沟”的“口外繁盛之区”，同治初年极盛之时，有长街二十余里，钱铺、当铺、粮食铺、估衣铺不下百余家，“其余各行亦极茂密，人烟辐辏，车马喧嘈，日夜如常”，然而在经历了同光年间两次山洪灾害并使“膏腴之田”变成“不堪种作”的石田之后，“则日见萧条，无复当年景象”（注：《徐愚斋自序年谱》，第70页）。山西潞安府灾后甚至“民间稍有转机，而市贾仍鲜贸易，各行铺户所剩者仅止数家，均系售卖残货”，而且由于“资本缺乏，销路无多，兼之车脚昂贵”，亦少有商家“赴他处购买货物”（注：《曾忠襄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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