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１３日），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奏呈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之管见里说：“伏惟近年以来，正学不明，人心思动，读书通籍之士，以立品为迂谈，以放言为晓事，以圣书为无所用，以礼教事为不必拘，以先王之*为不可行，以祖宗之章程为奉行故事，由是一倡百和，浸成风气”；各地督抚大员，在上奏朝廷的文中，也多“欲弃中国数千年成法改从外国”，“曰中国近患在于贫弱，不如外国富强，故欲舍己从人，革积弊之政，求自强之效。夫此种议论，始特创之一二人，近今以来，几于人习其说，虽有守正之人，心知其非，亦皆迁就依违，无敢直斥其谬”。[xxx]虽然，丁立钧、麟书等顽固派已经注意到渐成习风的维新变法呼声，不完全是早期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思潮，它包含了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对封建*的改革建议和主张。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经过洋务运动三十年，由于洋务知识分子的倡导和实践，维新变法弃旧图新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蔚然可观的趋势，它不仅为维新变法运动创造了一定的客观环境，而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其主张和实践还成为维新变法的先导。如早期维新派及部分洋务派官僚对科举制度改革的倡导，即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出现和西学渗入科举，成为戊戍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曲。戊戍维新时期的维新志士、帝党和洋务派官僚正是在“批判继承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思想的基础上，把科举改革推向前进的”。[xxxi]
洋务时代新式知识分子还以其亲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构建了新的人才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近代社会社会人才的观点，如：（１）体用兼备人才论。所谓的“体”即“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此其体也”；所谓“用”，即是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薛福成说，“体用兼该，上也；体少用多，次也”。[xxxii]（２）破格用人及专门人才论。他们认为，人才需各有不同特长，不可强求，“非但统将内善战者不必善守，习水者不必习陆，未可相强；即通筹计，筹饷有筹饷之能，治军有治军之略，其细思谋略，措置施为，亦各具专长，用之得宜，则世无弃才。用之不当，则立形竭蹶”。[xxxiii]他们主张根据个人所长，不论资格，不论言阶，破格用人。这些关于近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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