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是沈德潜“格调”说流行之际，厉鹗与他“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58]。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中年以前以授徒为生。早有诗名，而连赴举场几达20次，均不售。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依旧罢归。至乾隆三年（1738），始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时已67岁。此后，他以诗受知于乾隆皇帝，官运亨通。不到10年时间，从翰林院编修升到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归里之后，又加赠礼部尚书及太子太傅衔。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殿上君臣，诗中僚友”[59] 之称。他在当时 的诗坛上影响很大，“海内之士尊若山斗，奉为圭臬”。 

沈德潜论诗，尊盛唐，主格调，一归于温柔敦厚，复古倾向极明。他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60] 据此，在内容上，他强调应言之有物，恪守封建伦常，以诗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在方法上，则讲求格调，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蕴藉”，不赞成“发露”。他说：“唐诗蕴藉，宋诗发露，蕴藉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61] 由于过分强调温柔敦厚，因而承其风者独取格调说，以致“摩取声调，讲求格律，而真意渐离”。[62] 

沈德潜倡导“格调”说，不仅违背了其两代老师王士禛和叶燮的论诗精神，而且作为一个诗学界的流派，代表着诗坛上顽固的保守势力，给清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厉鹗认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阙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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