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人们沿袭明七子和本朝几个“巨公”之遗绪颇为不满，明确指出：“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64] 这段话很可能就是针对沈德潜而发的。在《樊榭山房续集》，《自序》中，他又写道：“自念齿发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弃，辄恕而存之。幸生盛际，懒迂多疾，无所托以自见，惟此区区有韵之语，曾缪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这里的“格调”二字，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反感。 

厉鹗与沈德潜的诗学冲突，无关乎个人恩怨，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分歧有两个方面，一是宗唐与宗宋之争，二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65]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66] 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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