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盖之器,以盖天之法代浑天之用,其制见于《元史》扎玛鲁鼎所用仪器中。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11]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一共评论了37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这是乾隆年间中国学者对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一种回应,反映了当时清朝官方对西学的态度。这些被评论的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库全书》,有的仅为存目。收入四库的是科学著作,大多受到好评。存目的主要与宗教有关,受到严厉批驳。这说明乾隆年间,清朝官方对西教与西学有着明确的区分,总的看法是:“西学所长在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12] “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13] 收入四库的西方科学著作,大致可以分为:天文历算类、机械类、农业水利类、地理类。总的来说,除了地理类的“广异闻”的书外,《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科学书籍评价较高。认为:“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14] “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15] 与此同时,《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们深切地感受到,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在赞扬西学的同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16] 他们反复论证“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 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7] 他们还对介绍世界地理和欧洲各国社会概况的著作,横加指斥,百般怀疑。认为,“所述多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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