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中国被推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亡深渊,国人再次感受到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为推进新政事业,湘省维新人士利用南学会的讲学活动,宣明中国面临的危局,激发湘省官绅的救亡意识。他们试图让湘省官绅意识到,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已成野蛮的“半教之国”,若不求自振,仍旧盲目排外排教,只会让中国陷入灭种灭教的境地。惟有通过发扬孔教文明排外,引入各种有用之学,实现真正的自强,才能使中国进入“文明”之国的行列,彻底摆脱危机。
南学会讲学活动宣扬的“学战”思想,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兵战”、“商战”主张的深化,反映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各方面都占优势的对手;要摆脱危机,中国除了要进行强兵、富国等“兵战”、“商战”外,还要进行振兴民族文化的“学战”,已经初步提出要把救亡运动落实到对整个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改造的层面上。相对于新政以后的“学战”思想,他们的主张虽然还显得较为肤浅,不够深刻,但这已经为后来的文化改造思想开拓了道路。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南学会举办者本有意把其办成一个类似用来议政的机构。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个目标,但南学会在宣传湖南维新派改革主张,如提倡发扬孔教来抵制外教的所谓“文明排外”、开保卫局、推广学会、改革学校,以及宣传“素王改制”思想等新学新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代思想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虽然南学会讲学还存在种种不足,并且由于保守派的反对,过早的停止了活动。但它讲学宣传的思想主张与其他学会比起来还是很有特色的,且影响亦深巨。无论在湘省还是在全国,南学会都可说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思想宣传阵地。南学会的宣讲者大多能联系时势,通观中西古今,援引中外史事证明其论点,使听者易于理解接受,演讲效果颇为明显。近代湖南很多著名人物如杨昌济、杨树达、毕永年等,都是南学会讲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以后成为一方名流,显示出该学会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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