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夫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 [20]（565~569）[29]如果说19世纪末叶康有为把传统的道德范畴与西方物质之学结合起来构建智学，具有儒家特色和时代新义，那么，20世纪初叶，他所宣讲的物质救国论则完全沦为了反对民主革命思想的附庸[30]，已无多少积极意义可言。
除仁、礼、智外，诸如被梁启超称为康氏“自身创作”的大同思想，即是糅合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与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的产物；康有为的“心学”，也非通常意义上的陆王心学，而是以孟子思想为基础而渗入近代民主思想后的混合品[31]。
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看，康有为对儒学的近代阐释如同双刃利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而言，都带来了正负两种不同的影响。19世纪最后的20年，特别是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援西学入儒学，化合中西文化所形成的新儒学思想如春风化雨，起到了涤除旧弊、维新气象的效果：借助于孔子及儒学的权威，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以新学代旧学，宣传近代民主，昭蒙启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西交释，有利于缓解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不足是，他把异质的西学汇入儒学，存有牵强附会之处，影响了其可信度。进入20世纪以后，西学渐成潮流，自由民主思想成为权势话语，康有为的新儒学强调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实际上是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在中国的呈现，自具有其个性和意义；但犹抱遗经，尊孔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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