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恰克图条约》试图创立一种能够消除未来两国间产生的诸如此类的纠纷的机制，并描述出种种详尽的解决方式。例如，条约赋予两国边界长官“凡事皆当秉公速结”，因官员私行而造成延误将由“本国照例治罪”，予以惩处。“两国属下人若再逃走，一经拿获，即行就地正法。其持械越境*盗窃者，亦按此例处决”。[46]两国的越界逃人，将根据各自母国的习惯法予以惩处。这些规定反映出双方开始互相尊重彼此的法律制度，两国开始自觉地缩小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差异。 

    其次，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条约还特地规定了中俄外交联络以及外交人员接待的方式，这些形式上的问题很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中俄之间的关系。如，条约规定，北京的理藩院和圣彼得堡的议会将做为两国之间的联系机构，所有双方来往文件都必须盖有官方印信以供辨认：俄国来信必须盖有沙皇或托博尔斯克总督（托博尔斯克总督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最高官员，根据条约，他有权与理藩院进行书信往来）的印鉴。从清朝递往俄国的信件，必须由土谢图汗和旺扎多尔济两位蒙古王公签字盖章；从俄国到清朝的则应由俄国边界官员签发。信使只被允许通过恰克图往来，除非紧急事件不得从更为直接的路线通过。信使到达边界后，应向边界官员出示密封的文件等。 

条约相应还规定了一些制裁措施，以督促两国外交事务的快速办理。例如，如果信件遭到搁置，或者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到达，则任何一方都有权拒绝使臣和商队的往来，只有当问题得到解决后才能恢复正常的关系。 

诸如此类的规范性条款，对确保1727—1860年中俄两国外交关系的顺利发展曾发挥过相当重大的历史作用。 

综观1689－1727年中俄两国之间的外交，是一个沙皇俄国不断侵略和清朝不断抵御与抗争的过程，其间的外交交涉，从主动性来看更多地是掌握在清廷的手中，但是从结果看，清朝在划界方面做了很大让步，清朝统治者自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诚如雍正帝对中方谈判使臣所说，““此事，尔等任重，事关万年之是与非。朕信用尔等，或是或非，在于尔等，日后盖有评论”。[47]作为两国数十年外交交涉的成果——《恰克图条约》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