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的失利便是一个例证。所以,制胜的办法就是欲擒故纵。另外,福全的意图还在于借和谈之名,尽力延缓噶尔丹的撤军,以便给盛京、乌喇、科尔沁诸军的到来争取宝贵的时间。福全给济隆发印文,纯属麻痹噶尔丹、拖延他撤军之骗局。
噶尔丹似乎对福全的用意有所察觉,在4日谈判当天夜里,便率部迅速撤离乌兰布通,“自什拉磨楞河载水横度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脑儿”。[2](卷八)这样,噶尔丹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三天休整后,乘清军不备,急速撤退,成功地甩开清军,奔向边外。福全的失误是,过于把延缓噶尔丹撤退的希望寄托于和谈,而没有做好防范噶尔丹突围的军事部署。当噶尔丹撤离时,他没有及时有效地组织追击,没有严令各军沿途拦截准噶尔军,从而使噶尔丹得以逃脱。当福全等醒悟到被噶尔丹愚弄之后,“欲追,而马力不能前进”。[2](卷八)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他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吴、色二人竟然向噶尔丹表示“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七旗一同遣驻故地”。[①]对此,噶尔丹做出积极回应,“跪于威灵佛前”,发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②]并“上书请罪”,承认“深入边汛”之错,表示“凡有谕旨,谨遵行之。今往界上,视水草善地无人之处驻扎,候旨”。[2](卷八)他以此进一步麻痹清军统帅,为撤退赢得了充裕的时间,非但没有片刻停留,却越走越远。
当时,康熙等对战局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指出:“明知济隆行说,以误我军,而故听之,岂不坐失时机。请敕大将军、王等作速追剿即可也。”[2](卷八)然而,这道命令发出时,噶尔丹已经远走高飞。同年11月,清廷追究福全等诸将“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之罪,做降职、罚俸等处理。[2](卷八)对乌兰布通之战,康熙皇帝时常表示遗憾,事过6年后,依然怀着沉痛之心向臣僚们说:“向年乌阑布通之役,……乃竟中贼计,致噶尔丹遁走。彼时因朕躬违和,未得亲至其地,失此机会,至今犹以为憾”,[8](康熙三十五年正月甲戌)直率地承认了中计之事。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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