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军队继续向科布多撤退，队伍大量减员，2万余人仅剩数千。据此，很多史学家论定清军大败噶尔丹。其实，在乌兰布通会战中，准噶尔军伤亡并不严重，后来的大量减员与这次战斗没有直接关系。还有不少史学家把减员归结为“饥踣”。[③]噶尔丹在北撤途中，曾掠夺克什克腾旗三佐领，“抢去羊二万余，牛马一千余”，获得大量物资，因而造成“饥踣”的可能性不大。人员锐减的真正原因应当是瘟疫的蔓延。战后第二年（1691年）春，康熙给噶尔丹的敕书中提到此事：“汝厄鲁特牲畜已尽，无以为食，极其穷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继。”^[2](卷九) 1693年5月（康熙三十二年），康熙致噶尔丹的信中说：“前者，尔败于乌兰布通，归时人畜多死，极其窘迫”，^{[2](卷十三)}进一步证实噶尔丹的人多死于归途中。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重提乌兰布通之战时，又说：“（噶尔丹——笔者注）归路遭罹瘟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8](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清代官方史料一再提此事，说明瘟疫蔓延较为严重。1691年（康熙三十年）6月末，清廷收到噶尔丹来信，信中说：“前遇大疫，今已愈矣。”^[2](卷十)可知这次瘟疫持续时间几近一年。托忒文文献《咱雅班第达传》也记载了这次瘟疫的蔓延。^[11](p308)从此，噶尔丹失去染指清朝的能力，只有在漠北活动。 

康熙则认真总结乌兰布通之战的经验教训，经过6年的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后，从1696年到1697年两年期间，连续三次亲征噶尔丹，最终摧毁他的基本势力。为此，清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三次亲征动用近20万军队、战马约30万以及相应的巨额银两和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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