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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史记载的中英之间的直接接触始于1637年,结果以英军立下保证不再违犯中国法律、永远不再返回中国海岸的字据而告终。【Lisbon Transcripts,Ⅰ.O.records,vol.iv,The Trauel of Peter M undy,pp.250,264,288-289.】嗣后,英人分别于1664、1674、1681年派船前往澳门、广州,但由于澳门葡人从中作梗,均无功而返。【参见[美]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137页。转引自[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7页。】直至1685年中国开放浙闽粤各口岸后,英国人才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英国人在中国沿海游荡了半个世纪方得到一席贸易之地,且挫折多于顺畅。【参见《清史稿》卷154《邦交志二·英吉利》。】究其原因,澳门葡人的嫉妒、防范,进而从中作梗固然脱不了干系。同时,清朝限关贸易且陋规积习过繁,也是重要因由。但英人名声不佳也是一个应该检讨的问题。【参见(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第77页。】在此情形下,英王为了扭转不利印象,扩大贸易范围,派出了以马嘎尔尼(Earl of M acartney)为特使的代表团赴北京觐见乾隆帝。1793年8月,该使到达天津,然后由清廷高官护送进京。“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着旗子用中国字书写‘英吉利特使进贡’字样”。英使为完成使命,假装糊涂,没有提出抗议。【参见[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第297—298页。】乾隆帝在承德召见了马嘎尔尼使团,并对其提出的种种要求,在给英王的敕谕中予以回答。总其要者,大致如下:首先,关于英使臣要求清廷依英国之理念实施贸易问题,“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至于英国“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更断不可行”。因为“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对于英国“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之事,乾隆帝的回答可谓义正词严:“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针对英国“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一节”,乾隆帝认为,“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徵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
己卯。】
可见,英国虽然 << 上一页 [21] [22] [23] [2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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