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年的“嘉庆志”及其“嘉庆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延续着康熙帝祖孙四代超越了历代汉族帝王所固有的“天下观”之窠臼———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有着清晰的界定与认知的理念。同时,还附丽着沙俄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志”及“嘉庆图”所确定的领域。
1820年,既是“嘉庆志”及“嘉庆图”所描述的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是年,英、俄已经在觊觎中国西北与西南的大门,是年以降,英、俄已缘门而入,渐趋登堂入室。中国从此金瓯残缺,无所规复。凡此种种,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1820年。
综上所述,随着欧洲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世界”面孔渐渐清楚地浮现出来,而清代统治者在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吸纳欧洲式的领土主权与国际法观念和受到边疆地区的强势外来者挑战的影响下,对于国家疆域的认识和观念已大异于前代王朝。伴随着“嘉庆志”与“嘉庆图”的登场,标志着清帝国已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要素———领土、主权与国民(臣民)意识,虽然这些要素有时还很微弱或时隐时现;清帝国已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清帝国对其疆域、边界具备有意识地自我认定、法理确定;清帝国的疆域、边界已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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