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一些论著谈到历代王朝经营与开发边疆问题时，多习惯于列举统治者开疆拓土在边疆广泛设治，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羁縻之制，以及向边疆地区移民、在边疆地区屯田和传播内地文化等。一般来说，这些说法并无大错，但细究史籍，便会感到一些提法与事实仍有差距，封建统治者对治边的认识和所采取的做法，不同朝代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笔者认为，自秦汉迄明清，历代统治者经营边疆，对边疆地区开发利用的价值，以及经营边疆对国家统一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认识和相应采取的举措方面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统治者治边思想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与封建国家和边疆地区两者的不断发展，以及内地与边疆*、经济上联系之重要性渐趋明显等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有封建统治者所受时代与阶级局限方面的原因。因此，雷同化看待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其治策，把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归结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其法并不可取。
以几个重要统一王朝对西南边疆(指今滇、桂、黔、川西南地区)的经营为例。奏汉在西南边疆的开创性设治是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其伟大意义弥时愈久而为彰显。但统治者经营西南边疆或出自某些具体动机，如建元六年武帝始营西南夷和元狩元年复事西南夷，起因都是为打通经由其地西行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说，秦汉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在西南边疆开疆拓土所具有的伟大意义。秦汉在西南边疆施行“羁縻之治”，也与在这些地区所置郡县尚属草创，封建统治大致是以郡县为中心辐射周围地区有密切关系；“羁縻之治”所具有松弛灵活与因时因地制宜的特点，与秦汉对边疆郡县地区的统治既必须维系，同时又不可能深入的状况相吻合。
以太宗为代表的唐前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唐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较前代明显深入，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亦有长足发展。但唐前期治理西南边疆，基本上是以“四海如一家”的“华夷”平等观和“德泽洽夷”的施仁政观为出发点；对开拓西南边疆的深远意义和开发边疆进而实现其利用价值，还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缘由于此，唐前期经营西南边疆百废俱兴不计成本，在管理方面缺少法制规范和施治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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