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时代，台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雍正年间，“上田一甲收谷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62]，每年稻米产量达七八百万石之多。桑棉种植十分普遍和兴旺，“鸡豚之畜数倍内地”。手工业。尤其是制糖业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康熙年间，台湾三县“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篓）”[63]。每篓合一百七八十斤，总产量一亿多斤，不仅销售沿海，进人京津，而且远销国外。因此，史称台湾“糖谷之利甲天下”。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台湾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康熙时期，在制糖业中就出现了“雇募人工” 的手工工场，以后又出现了先付钱。后取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国家包买商。他们“于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而还之”。[64]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大办学校，“择汉人之通文理者，给以馆谷，教诸番童”。在这些学校中，高山族子弟进步很快，“有背诵诗、易经无讹者，作字颇有楷法”[65]。高山族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台湾与内地的联系与往来不断加强。清朝政府允许沿海地区的百姓浮海贸易，同时还对“捕鱼虾小船及民间日用之物并湖口贸易，悉免其出税”[66]。因此，海上贸易十分盛行，地区也相当广泛，“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67]。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记载：台湾“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席草、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袖、青果、桔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于笋、香菇；建宁则载茶。回时则载米、麦、寂豆、黑白糖、锡、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请海口。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桌棉、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棒子、海参、银龟、蛏干”[68]。通过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只有在统一的政权之下才能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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