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力推行垦荒政策。一是组织在台清军参加垦荒。施琅的一个参将陈致远就“募佃开垦田园二万余亩”[52]。二是招徕流民。原来，阎省人民大多在春时往台耕种，秋时回籍。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允许内地知县对去台之人发给执照，文武汛口员弁验照放行。雍正十年以后，清政府进一步允许去台之人携带家眷。这就促使台湾人口激增，“漳泉子弟视（台湾）为乐土，相，率而往者岁数千人”[53]乾隆年间，来台湾定居的东南沿海各省人民达数十万之多。追至嘉庆十六年，在台汉民已逾200万。他们纷纷将大陆上先进的铁制耕具和生产技术带到台湾，同当地汉人、高山族人民一起掀起了开发台湾的新高潮。以台湾府为例，在郑氏统治时期，全府田园总数为18753甲（每甲约合十一亩）；在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的五十一年间，共开垦田园34400甲；在乾隆五年至九年，又增垦2850甲[54]。台地日辟，生齿日繁，人烟辐辏，市摩渐兴。到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诸罗县之北增置了彰化县，彰化之北又增置了淡水厅，在澎湖设置了澎湖厅。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又在淡水之北设置噶玛兰厅。
（2）兴修水利。康熙年间，台湾府所属各县广泛兴修水利，取得了很大成绩。如诸罗县就曾修破70、圳5，“蓄泄三年之间，田谷倍获”[55]
（3）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首先，减免赋税。台湾在荷兰殖民者和郑经统治时期赋税繁重：“上则（田）年征谷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康熙时减为：上则田年征粟八石八斗，中则田七百四斗，下则田五石五斗[56]；雍正时再减为：上则田二石八斗，中则田二石二斗，下则田一石九斗[57]。乾隆时更多次下令，对台湾“应加薄赋之恩”[58]，同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其中包括把施琅后代每年在澎湖倚势得的 1200两规礼银予以废除[59]。其次是减少丁银。郑经统治时期，“每一丁年征银六钱。本朝（康熙时期）征额每一了年四钱七分”[60]；再次是降低物价。康熙二十二年，即台湾未归附大陆之前，台湾米“每石某银五两”。归附大陆的第二年，台湾“百货俱贱”，“谷价每石二钱”。康熙二十五年，“上好白谷，每石一钱六分”。[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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