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病死之后，其子郑经在争夺权势中取得胜利，继成功为延平王统治台湾。郑经即位后，继续奉早已不存在的明朝正朔，反对清朝。郑氏家族利用特权，纷纷霸占田土，招佃耕垦，致使“人多弃其旧业”[6]，台湾到处呈现“井里萧条”[7]的景象，社会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另一方面，由于郑氏政权与清廷长期对峙，“舟揖不得越澎湖尺寸”[8]，使台湾与大陆存在几百年的经济往来中断了。历来依靠内地供应的铁、布帛、木柴和手工业品，这时俱不能到台，致使不少地方特别是高山族人民不得不“坚木炙火为凿以代农具”，“男女多著鹿皮或织树皮、芋麻为布，极粗厚，日以作漫，夜以覆体”。有些地方虽用铁锄耕地，但缺少铁犁，“百锄不及一犁深”。台湾历来以盛产稻米著称，此时由于生产工具落后，产量日渐低下，加之郑氏军铜耗费过大，“府藏虚耗”，[9]米价日益上涨，至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坟降清之前数月，“米每石果银五两”。米价腾贵，民不堪命，人心思乱。[10]可见，台湾孤悬海外，和祖国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给台湾人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灾难。

由于清朝在康熙即位以后逐渐走上了安定、巩固和强盛的道路，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广大人民热切盼望祖国早日统一，不愿再看到分裂的局面。如康熙十五年“三藩”之一的粤藩尚之信叛乱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广东“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11]。在这种情况下，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也都盼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实现祖国的统一。

 郑经自从夺得台湾统治权力以后，日益腐化堕落，不理政务，终日“嬉游为乐”[12]，“纵声色以自娱”[13]见他的几个亲信把持着朝纲政事，排斥异己，动辄杀戮。郑氏集团内部也彼此猜疑，各不相下。康熙二年，郑氏亲族、金门守将郑泰的弟弟郑鸣骏率领8000余人首先降清。此后，郑氏亲族、将士中向清朝投诚的络绎不绝。康熙三年，专管福建投诚事务的户部郎中贲岱向清廷报告说：“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14]。特别是康熙十八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在漳州大开“修来馆”，进行招降活动后，郑军将士降清达到了高潮。“修来馆”开设的头两年，郑氏政权的五镇大将廖碘等、名将朱天贵分别以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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