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何言，遂直引为己罪”133。康熙事先制止二人相互攻诋，使指挥得失罪责有归，且能实事求是。多罗信郡王鄂札等奏福全及诸大臣等贻误军机云：“皇上深虑噶尔丹奸狡，此役不行剿除，必贻后患，多派精兵，尽发火器，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王、大臣为参赞，指授方略，务期尽灭根株。乃福全调度无方，既经战胜，不能乘机剿灭，收兵不鸣笳，贼败不行追杀，反行文禁止苏尔达等进兵，以致穷寇遁逃，殊误军机。”134因此，福全的最大罪责是奉行康熙一举歼灭劲敌的谕旨不力，临阵指挥失度，同时，未经奉旨就擅自撤回哈吗尔岭内驻扎。鄂札等认为，福全应革去王爵，撤去三佐领；内大臣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俱革职，其他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虽克敌制胜，亦不得叙功，或罚俸。
康熙对此的处置，其用意甚明。在出师之前，康熙颁布了严肃军纪的谕令，遍谕出征各部知晓。福全是其兄长，近支宗室亲王，如不明军纪，则难以服众。如此，日后挥军剿灭噶尔丹，或将有奉旨不力玩勿职守者，为惩效尤，故于法不稍贷。但在具体处置时，康熙又十分慎重，事前，他召集大学士，告诉诸人，太宗皇太极因二贝勒阿敏(当时的四大贝勒之一)，“以弃滦州、永平之故，曾取口供”。皇太极兄大贝勒代善被差往朝鲜， “以不遵谕旨而行之故，曾取口供”。皇太极弟英王阿济格，“因来京兵丁鼓噪之故，曾取英王口供”135。违反谕旨，贻误军机，审讯近支亲王乃列祖列宗成法，福全焉敢怨望。康熙命查阅《实录》及兵部档案，俾援例惩治亲王有所依据。但量罪之时，考虑到“此举已击败厄鲁特兵，噶尔丹远遁”。因之概从宽减，众人免革职，或罢议政，或罚俸，福全撤去三佐领。阵亡都统舅舅佟国维指挥的左翼火器营及将士则叙头等军功。在战胜敌军之后，赏罚严明，不徇近亲，是康熙治军的一大特色。
根据战场将领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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