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尔等富贵，各得其所”。又口谕格垒沽英，命其转告噶尔丹，限七十日内还报，逾期，“朕即进兵矣”。“朕必啮雪穷追，断不回师”296。其实，噶尔丹决无降意，“其使格垒沽英至，盖微探上旨也”297。意在刺探康熙意图及观察沿边军情，因而格垒沽英一去消息全无。
十二月二十日，康熙回到北京。康熙深知噶尔丹“乃狡诈叵测之人”，见久无信息，知其来降实为骗局。他回到北京后第四天，即下令费扬古备战，“整治器械，牧养马匹，预备明春出征”。兵分两路，一路由费扬古率领；一路由西安将军博齐与孙思克率领。路各三千人，分道搜索追袭，务期剿灭噶尔丹，不必约定合兵地点与日期，各路相机而行。考虑到这次任务乃再穷追，故兵少且精，马则宜多，以利驰骋奔袭。令孙思克远设斥候，侦探噶尔丹确音。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传来了使康熙大为振奋的消息。负责与哈密维吾尔族首领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联系，并各路备兵阻截噶尔丹的副都统阿南达，自肃州遣人驰奏：“臣钦遵皇上密旨，传谕哈密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遣其子郭帕白克，率兵于巴尔库尔地方，擒逆贼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及徽特和硕齐等，解至臣军前”298。塞卜腾巴尔珠尔是来哈密收取赋税而被擒的。奏疏到京，正值上元(元宵)灯节，康熙于畅春园西门，向众蒙古及投降的厄鲁特蒙古宣布此消息，一时欢声雷动。由于擒获噶尔丹之子，康熙认为进击的时机更为有利，特别是吸取了自乌兰布通之战后，未能及时剿灭，噶尔丹得有喘息之机，经过六年，又复卷土重来的教训，更应乘其穷困已极，一举而灭之，决不能缓以时刻，使得以复苏。康熙谕议政王大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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