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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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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0: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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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设昌图厅管理。道光二年（1822），又查出科左前旗、中旗私招流民200余户，给荒开垦，“垦成熟地已有二千余晌”。道光三年（1823），清政府在两旗清查出新增流民358户，垦成熟地4730晌。尽管清查后清政府一再申明“如再查有一户出口，即行驱逐严办”，但事实上每次查后均予以默认，并将新增流民交由昌图厅编设保甲管理。道光七年（1827年）查出法库边门外科左后旗台吉那沁等，“将该旗库都力等处牧马荒厂，招集流民，私行开垦”，1400多户流民“在此携眷种地度日”，清政府仍然是“准其容留”（注：《清宣宗实录》卷142。）。截至道光十二年（1832），科左后旗在库都力、八面城、金家屯等处，招民开垦土地共达270000多晌。
乾隆五十六年（1791），郭尔罗斯前旗镇国公恭格拉布坦私召流民，嘉庆五年（1800）已有汉民3330户，垦田265648亩。清政府承认现状，批准在长春堡（今新立城）地方设立隶于吉林将军的长春厅，下属沐德、抚安、恒裕、怀惠四个乡，以“借地安民”，并令民人纳租，“以资蒙古生计”。尽管清廷仍坚持蒙地封禁政策，一再强调“对后迁者仍行严禁如故”。已开放的垦区内严禁蒙汉杂居，除现有垦地居民外“不得多垦一亩，增居一户”。但封禁的口子一旦放开，便无法收束。此后蒙地私垦日盛。嘉庆十一年（1806），长春垦区查出新增流民1500余户，嘉庆十三年（1808）又查出流民3010户，清政府不得不予以承认，“均入于该处民册内，所垦地亩听蒙古自行收租”。嘉庆十六年（1811），长春厅编定民户11781户，民丁61755口。嘉庆十四年（1809）昌图厅也查出新增流民3900余户。道光三年（1823）科左中旗卓里克图亲王私招民人垦荒3184垧，清廷无可奈何，只好“免去究办”。清政府鉴于蒙旗招垦现象日益普遍，道光十二年（1832）盛京工部侍郎裕泰拟定了“科尔沁开垦荒地章程”，后又奉旨制定科左后旗“开种库都力地亩专条”，正式确定蒙荒招垦押荒制，规定押领蒙荒一垧，须纳押荒银一两，即可领得土地执照，合法占有和耕种蒙地（注：《理藩院则例》卷5。）。从此，清政府从法律上对蒙地招垦予以部分认可。蒙地逐渐开放后，广大流民在原蒙地封禁区开辟了以长春和昌图为中心的两大农垦区。
蒙古草原因汉族居民较少，清政府规定蒙古东部的民事和政务由东三省就近兼理。清政府规定：“凡哲里木盟重大事件，科尔沁六旗以近奉天，故由盛京将军专奏；郭尔罗斯前旗一旗以近吉林，札赉特、杜尔伯特三旗以近黑龙江，故各由其省将军专奏”（注：《清史稿》卷518。）。随着汉族人民大批进入蒙地开垦，加强了蒙古各部与东三省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使清政府不得不在蒙古草原增设民治机构，逐渐以州县制取代了新垦区内的盟旗制，先后设置了塔子沟、三座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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