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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北舆地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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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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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西使记》、刘祁《归潜志》、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等。
以上所胪举，就是宋、辽、金、元时代，西北舆地著作中，有影响的作品。
明代以降，这类著作仍历久不衰，如陈诚《使西域记》、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外籍客卿意大利人艾儒略《职方外纪》等。
清代西北舆地之学之大兴，终至成为清代学术一大潮流，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清政府统治全国后，从一六九○年至一七六○年的七十年间，用武力征服了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方，称之谓“藩部”，新疆的准部和回部，是这一时期征服的主要对象，也是反抗征服最强大的两大民族，准部于一七五七年被征服，回部于一七六○年被征服。
清政府在征服两部后不久，有目的地篡修了几部官书，都是着重记载这些征服“武功”的。
第一部是十八世纪末年篡修的《清朝文献通考》中的《四裔考》；第二部是一八○一年至一八一三年编修的《大清会典》；第三部是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四二年续修的《大清一统志》。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西北舆了一批从事西北舆地学研究的人才，如祁韵士、张穆、洪亮吉、徐松、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
乾嘉朴学考据风尚之大盛，也是西北舆地学兴起的一大原因。清初顾炎武有感于明代学风之空疏，尤其是明末王学盛行，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且危及吏治，导致明室之衰亡。有鉴于此，顾氏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提倡实学，而舆地之学，正是实学的最好课题。舆地之学必须“按山川、稽道里、问津关”，然后从容议论，考■异同。顾氏身体力行，旅览四方，与仆夫驿卒，虚心质正，呼退役老兵，询其曲折，先后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在顾氏影响下，顾祖禹经二十余年之努力撰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徐松谪戍伊犁八年，撰成《西域水道记》和《汉书·西域传补注》等。
考据之风渐渐漫入辽、金、元三史之研究，《辽史》资料贫乏，《金史》虽号称简繁适当，而讹误仍复不少，至于《元史》仓卒成书，两开史局，成书为期不过一载，成吉斯汗先世世系、三次西征以及西方三汗国，均涉及无多，总纂官、分纂官无一人诸蒙语者，于人名、地名、官制误舛尤甚，一人两传者有之，一地两名者有之，成书以后，自明清及至民国，非议者代不乏人。辽、金、元三朝起自北方，对辽、金、元三史之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西北舆地之学。
从清代学术史看，乾嘉时期朴学考据，是纯科学的道路，道咸以后由于内忧外患，国家逐渐患贫，学术风气也发生了变化：经学方面，由训诂典章名物之学，转向讲求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以求政体改革；史学方面，由考订校勘，转而趋向研求本朝吏治，讲求边疆地理，特别是西北舆地，以谋筹边强国，御侮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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