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可能的那派人。只要这派人的权威势力不动摇，敌对行动或可停止、稳定的和平，都是没有的。”（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52．4。）英国对华政策就是在此之后产生了大幅度的调整。我们知道，英国在北京政变之前对于清政府屡次请求协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置之不理的。那时他们对两边都不喜欢，因而想坐观成败、从中渔利。但在政变后不久的一八六二年，英国便开始积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了。这种态度迅速转变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北京政变的清政府是完全符合其在华利益发展的，自然应予以保护。
有人认为，肃顺等人虽然对英法侵略中国持一种敌视态度，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封建顽固派。而奕昕等人则是近代“洋务派”的先驱。因此，北京政变应视为清政府内部早期洋务派对顽固派的一次胜利。这种看法是颇值得商榷的。
首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形势，是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入并占领了中国的京城。在这个时期，民族矛盾空前的激化，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什么顽固派与洋务派的矛盾，而只存在抵抗派与妥协投降派的斗争。其次，“洋务运动”的思想准备虽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但其实际兴起还是七十年代的事情。因此，与其说奕昕是近代“洋务派”的“先驱”，还不如说肃顺是“洋务派”的“鼻祖”。因为第一代办“洋务”的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多出自湘系集团，他们大都是肃顺向咸丰保荐才提拔起来的，而以后真正的封建顽固派却正是这次政变中上台的那拉氏一伙。最后，“洋务派”的宗旨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生产技术以“求强、求富”。奕昕等人对于西方既非要学习什么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求强”，更谈不到象日后的维新诸君子一样对西方先进的政体有兴趣。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是一种中国封建糟粕与西方殖民侵略的反动结合。从以上叙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的实质是，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占领北京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妥协派对抵抗派的一次巨大胜利。政变使外国扶植的势力第一次取得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从此，清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大都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妥协投降派手里了。正统的封建政权业已解体，中国的半殖地化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点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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