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页。)实际上,吴昌寿在骂曾国藩在河南纵兵扰民,于民不聊生之际,又要搜刮大米、马干,其何可得?曾国藩要设防贾鲁河、沙河,沿河建筑堤墙,势必征发河南民工与工料。因之,吴昌寿说此事困难重重,河土沙质松散,如何建筑堤墙?即使筑成堤墙,千里长堤,岂能处处驻兵,难以限制捻军的马足,筑堤终究是徒劳无功。曾国藩抱怨吴昌寿说:“河南公事不顺手”。吴昌寿的奏疏,“颇伤余处”。(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222,1226页。)后来,曾国藩将吴昌寿参劾而去,换来了李鹤年,李鹤年也不比吴昌寿好些,捻军突破贾鲁河、沙河防线,正是从河南巡抚抚标所防守的地区穿越而过的。在河南与捻军打仗,没有河南巡抚的支持,是困难重重的。
第二,曾国藩指挥的军队有山东的东军、河南的豫军、安徽的皖军;有僧格林沁遗部陈国瑞军;有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自己带的湘军。东军、豫军、皖军都是为了防御本省而由各省巡抚筹组而成的省军,是地方部队,地方色彩浓厚,能在本省作战,不愿赴援邻省。但是,捻军作战,动作迅速,行踪飘忽,莫测所向。特别在苏、鲁、豫、皖诸省交界地区,一日之间,往往跨越二省,时而山东,时而江苏、河南或安徽,各省省军株守本省,往往被捻军各个击破。
陈国瑞性情暴戾,骄横成性。刘铭传年少气盛,勇于私斗。1865年6月,刘铭传部调济宁,陈国瑞觊觎刘铭传所部洋枪,纵兵抢夺,铭军还击,陈部“杀伤甚众”。曾国藩将陈国瑞部调防皖北,又与英翰、郭宝昌部互斗。曾国藩调停乏术,只好将陈国瑞部调入河南。敌方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减轻了捻军的压力。
第三,最使曾国藩害怕的是他在“剿捻”过程中的各种措施,不得人心。如他规定“倡乱”者不仅诛其本人,兼及全家,还规定要平毁其祖坟,不仅农民阶级反对,即如开明士绅等也不以为然。再如在河南倡办民团,因处处防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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