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耕种往往失时，所入又分捐各团赀，生计尤无聊，从莠者日多”。曾国藩不善临阵指挥，用兵拙滞，“贼稔官军拙滞，益藐之”，曾国藩认为“剿捻”必须借重民团，“出示谕令各团协力自守，有二十五日以内围被贼破，各团之咎，二十五日以处围破，本部堂之咎之语。各团初亦信奉，迨后不能如约，甚有贼攻围而官军作壁上观者，民心由是解体，颇腾谤声”。(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03页—464页。)所以，他在家书中说：“蒙、■、宿、颍一带人心甚坏，亲近捻匪，仇视官兵，亦久乱之气象也”。又说“此贼已成流寇行径，殊难收拾”。(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98—1199页。)他已失去“剿捻”的信心。
第四，最使曾国藩伤心的是，他最得意的门生、由他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两江总督李鸿章与他为难，闹矛盾，扯他的腿。这次曾国藩出任钦差大臣，他所指挥的主力部队是由他扶持发展起来的淮军。如果说湘军只听曾国藩的指挥，那末，淮军也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曾国藩，只服从李鸿章的调遣。进攻捻军的过程中，曾国藩以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率部作游击之师，与捻军驰骋角逐。李鸿章吓破了胆，急忙去信为李昭庆求情，要求曾国藩以驻守济宁的潘鼎新部作游击之师，而以李昭庆率部驻守济宁。李鸿章直接干涉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恼怒之余，1866年4月，去信教训李鸿章说：你提出以昭庆调守济宁，以潘鼎新部作游击之师，“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指李翰章与李鸿章——引者）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尚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稍服远近之心，而幼泉之才力器局，……不必藉诸兄之门荫以成名。以公事而论，淮、湘诸军，……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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