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宗，但陆陇其大力阐发王阳明之说，乃撰文痛斥其伐毛洗髓，非致良知不可。是知朱、王理学之争，与南、北党争又有何异?
其实，“是时党争剧烈，(汤)斌与政府明珠、余国柱积不相能。(黄)宗羲及(方)苞备述国柱借黄汉臣上书事以倾斌，谓出斌指使。圣祖不能无疑，欲置斌旗下，而宗羲遽谓遣学士德勒格至寓宣手诏，赐旗下田宅，迎母就养，为旗下矜式，未免不核。李光地《榕村语录续录》谓以斌爱民有心无术告示进呈者，徐乾学也，所以陷斌。然乾学撰《神道碑》，盛推斌政事学行。其辞出姜宸英代笔，李语恐非实。斌为余国柱所陷至死。天下人皆知。(康熙)二十七年，徐乾学奉命嗾郭琇劾罢明珠、余国柱，琇为斌所举吏，不啻为斌报仇……汤余之争始结”13。
我们知道，清初学者一般都认为：从汉唐以降儒家用大气力于经学，经学是立身致用、治国平天下之本；到了北宋，周敦颐、程颐诸大儒倡明绝学，而南宋朱熹继之以集其大成，实为理学之正宗。康熙则认为读书明理，贵在致用；理学必是能躬行心得之人，才算得上真理学，否则所行之事全与所说的话背道而驰，怎么能算得上是真理学?然当时世人，口讲理学，却多半是追逐名利之辈，投入著名理学家的门下，成为党争之工具。例如徐用锡(江苏宿迁人)一生倚恃李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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