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又安生民、一劳永逸之计。此办理苗疆之本意也。乃数十年来，贵州、广西、湖南三省，一事甫定，一事又起，较之未曾经理以前未见有宁谧之处。即如张广泗在朕前有可保十数年无事之奏，乃言犹在耳，而永从之案又报到矣，岂得谓之无事乎?看来，苗疆之事，未得善策。若云经理之人未尽心力，不足以示惩创，则前此古州之役，亦可谓惩创矣。若云苗人难于革面革心，则经理已久而反复如是，是终无可以化诲之日矣。每有一番戡定，必议设汛添营；有一番剿捕，必致征兵糜饷，国家安得有如许兵力，如许经费，尽用之苗地乎?……有事固不得不办，亦不患人之不能办。但合三省计之，用兵之事，殆无宁岁，长此安穷。揆之经理苗疆之本意，固不若是也。尔等可悉心筹画如何为久远之图。……65
这里所谓“苗疆之事”，系指乾隆六年(1741)贵州永从等处的苗民起义，此则高宗就乾隆初年一时一地之局部事件有感而发。人们皆知，永从等处的起义不过贵州一省的局部问题，三省则大部平安无事，就全国而言，更属局部之局部问题，固不可以偏概全、以瑕掩瑜，从而否定有清一代的民族政策之为得上策也。
当时人动辄谓清高宗每事必喜翻乃父之案，有言责者尝以西南三省改流出现反复为据，甚至认为鄂尔泰为多事，而对改流加以全盘否定。清高宗每事翻父案与否姑且不论，西南三省改流之役，虽有反复，而清高宗兴师动众，倾全国之力以镇压一隅，何改流翻案之有?至于改流之长短，平心论之，三省改流，强者临之以兵，*盈野，烧杀抢掠之事时时有之，是不能为清统治者洗刷其罪责的；然而经三省改流，使原有落后的奴隶制或农奴制改变为封建制，不能不说是西南诸省苗、彝各族社会发展史上之一大进步!何况将多年来土司、土官各自为政、独霸一方的割据局面一扫而光，这对加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推动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往，乃至推进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均具重大意义。清人魏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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