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南巡)自渡淮而南，凡所经过，悉多重加修建，意存竟胜”。虽然乾隆皇帝多次诫谕地方官“务敦本业，力屏浮华。”但却对地方官“踵事浮华”的接驾多为默许。致使攀比竟胜之风愈演愈烈。史书所载。“高宗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受。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薪戏。”[36]可谓当时之一大奇观。至于“彼时各处绅商，争炫奇巧，而两淮监商尤甚”。[37]足见当时“民风日以奢”。
其次，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然清代官吏历来低俸，雍正以后虽以优厚的银两养廉，却仍难以满足官吏追求奢华生活的要求和欲望，更不用说大小贡纳等应酬。因而乾隆皇帝给地方官在办差上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成为其贪污的口实。如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以“议制金炉上贡”为名，令属吏市金减金值，“私饱已囊，篮簋不饬。”[38]四十五年，乾隆皇帝五次南巡，杭嘉湖道备王燧和故嘉兴知府陈虞，“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39]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因进京陛见：籍敛盘费为名，“勒派屑员公邦银两，以致合省承风，公行贿赂。”[40]而当时督抚之贪者如陈辉祖、李侍尧等人，皆“善纳贡献”之人。
由于封建官僚*使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无可逾越，官吏的*生命、即升降荣辱的个人前途，悉操君主千人之手，因而谋取功名，以求富贵荣华，乃其取悦皇上的目的所在。而乾隆皇帝对官吏“夸多斗糜”，所耗不赀的作风，听之任之，或欣然默许，却也不能不对当时“奢糜之风与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