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委派二人办理团练的谕令可知，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的初衷，在于本籍绅士对本籍地势夷险、地方人情、团练保卫“自必熟悉”，可使“布置周详”，并“使官民联为一气”。谕令中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帮同地方官办理”。而“使官民联为一气”的想法和做法，已自觉不自觉地涉及到了对原有双重统治结构的调整。
陈孚恩、罗绕典受命之后，即有孙鼎臣疏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他认为，太平天国兵力没有嘉庆年间的川楚陕白莲教强，却在一年中由广西打到湖南、湖北，波及到河南、江西，究其原因，“固由兵不力战，亦由民不坚守”。直接提出了双重统治结构——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问题。
他说，民不能守而责兵以战，没有民在前堵截，战亦不过是尾追；民不能守而设官以守，没有民听其指挥，守亦不过是空城。太平军“处处可通，我难一一设防”。若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幅员辽阔，门户尤多。地广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饷不足，是所谓“三大患”。然“用兵防贼则不足，用民为兵则有余”。“以本处之民守本处之地，以本地之资供本地之用，有且守且耕之利，无增兵增饷之烦。由乡及县，有县及府，贼无可掳掠，无从裹胁，不战自溃”。更何况民后面还有兵，“守”后面还有“剿”。现在广西博白、江西萍乡、湖南长沙等地，“皆以团练得力，贼不敢近”，“保全甚众”；湖南、江西团练事宜，又“已奉旨派罗绕典、陈孚恩办理”，但“一乡一邑举行，各州县未能普律办理，无以联络声势”，“且通省行团亦非一二人所能兴办”，所以，他“拟请旨饬令各省同乡京官，各就本籍人员，无论何官及在京在籍，择其品行端方，才具明练者，每省公保数人，恭候简派。同乡官公保本籍人，非其人不敢滥举。以本籍人办本籍事，民情信服，劝导易从，似于团练事宜较为得力”。
他并同时指出：团练即保甲，有事为团练，无事为保甲。“贼退省分（太平军已退出的省分）行之（团练亦即保甲），可以招集流亡、兴复义社等仓，所以善后于已事；远贼省分（远离太平军的省分）行之（团练亦即保甲），可以稽查奸宄，杜绝外来窥伺，所以防患于未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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