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版)、庄吉发的《清代奏折制度》(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等。
综观此时期台湾学者的研究,体现了扎实、严谨的治学学风,其成就是对十年“文革”中国大陆*制度史研究的落后状态的一种补充。当然,此时期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存有明显的不足,就是过于拘囿细部探讨而少宏观、系统的综合论述。
三、80年代中国*制度史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学逐渐受到了重视,中国*制度史研究也是如此,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渐受青睐。有的学者这样认为:中国*制度史“既是*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历史学、*学、法学等等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注:白钢:《对中国*制度史进行开拓性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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