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本时期中国*制度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研究者水平的差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时有明显的生搬硬套、不求甚解倾向。有的研究者机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此意义上说，本时期有些研究论著和论文缺乏学术的深度和厚度。二是意识形态的痕迹明显。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切入中国*制度史研究是本时期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传统研究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但将中国*制度史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这又必然影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从本时期的中国*制度史研究题目即可感到为现实*服务的倾向比较明显。三是多数研究者往往从“史”的角度而不是从*制度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探讨中国*制度史，这就限制了中国*制度史学科的发展。换言之，建国后十多年，中国*制度史研究还没有确立其学科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及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我国台湾学者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中也做出不少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论文约有50篇，研究著作数部。台湾学者对中国*制度史进行了较宏观的研究。这些学者在坚持传统“史学”方法的同时，较多引用西方*学原理、方法探讨中国历代*制度的运行机制，有的还站在中西*文化和制度比较的角度审视中国历代政制的利弊得失。当然，本时期台湾学者对中国*制度史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要者有三：一是研究领域比较偏狭，许多领域未能引起充分的重视。二是研究方法的偏执，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墨守成规，或对西方的研究方法过于崇拜。三是史料的运用往往比较狭窄。不少台湾学者所用的史料还停留在正史、政书上，较少利用家谱、档案、出土文献、方志、笔记等有价值的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二、“文革”十年中国*制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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