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与兴中会均以广东为行动重心，港澳为双方的重要依托，两派的宗旨手段，有同有异，早就有过接洽、磋商、合作事宜的尝试。虽然康有为反对，维新派又一度因清帝重用而极力避免与革命党牵扯，使得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在港澳的革命党甚至斥责康门师徒为变节分子，但政变改变了维新派的地位和命运，使之被迫诉诸武力，两派宗旨、手段的分歧缩小，再度出现合作的契机。由于保皇会内部对于合作主事分歧甚大，整个庚子勤王运动中，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事，各派联合行动，以合为主，珠扛流域的密谋，则保皇会与革命党各行其是，不仅分立，而且暗中较劲，竞争中时有磨擦。 

保皇会中对各派合作大举较为积极的梁启超，也不无与革命党争胜之心，他呼吁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加紧经营内地之事，除形势危迫外，孙党的竞争也是考虑因素，“且行者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注：《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1页。）他不愿派檀香山的保皇会员回港澳办事，是因为“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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