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都何君之侣，亦皆郑重相待，在诸君子，为保皇会友，原非有私于仆，而仆之身受者，固不能不感也。”（注：《经元善集》，第341页。）或许作为回报，经元善在上李鸿章书中公开呼吁“速解党禁”，释放抓获的保皇会员及其亲属，以及因戊戌变法获谴的内外臣工，并“罗致保皇会中各埠之彦”，以行新政。（注：《知新报》第125册，1900年8月25日。参见《经元善集》，“前言”，第27页。）
尽管如此，梁启超的担心还是事出有因。康有为虽有利用经元善之意，却无坦诚相待之心。他在勤王方略中规定，若中英尚未公开失和，发布檄文时“则用莲珊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注：《致徐勤等书（五）》（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页。）。实际上对经元善极为不满，在指责徐勤将内事告穗的同时，又说：“内中穗尚有办经事，数目有问经填或自填之之语（吾前以经迂言大谬，有书孝实谓，此人如此其谬背，我等白费数千金之语）。”（注：《致徐勤书》（1900年7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页。）汉口自立军和惠州革命党起义引致官府的高压，令本来已经在组织、财政等方面陷入窘境的保皇会只好将筹划两年、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勤王运动草草收场。此事传开，各地大力捐助的华侨议论纷纷，怨言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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