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璈在台时的部分公文，曾被编成《巡台退思录》三册，据连横所著《台湾通史》载，刘铭传曾奏毁其版。我们检阅现存该书可知，它所汇录的各项公牍共计１１４篇，除首篇《开山抚番条陈》作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秋外，其它均系其兵备道任内的文稿，所载时间始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九月，迄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八月，也就是从履任的第二个月至基隆失陷时止。其所涉及的内容，无非是处理“开山抚番”问题，整顿海防、营务、煤务、厘务，筹备台湾战守。其中直接涉及刘铭传的，仅最后一篇，即基隆失守后给左宗棠等上司的禀文。依常理而言，所收既均为给上司的禀文、详复及给同僚的移文，或给下属的札饬，自不致散布多大流毒。因为不少文稿后附有何璟等人的批答，刘铭传在参摺中称其为“与何璟文牍龃龉，尽刻成书以形其短，布散各省，莫敢谁何”。从表面上看来，刘铭传的奏毁，似乎是出于打抱不平，为了主持公道。然而，作为直接当事人的何璟等人，对此却并未置一辞。而在另一方面，根据刘铭传的一再严劾，务欲将刘璈置之死地而后快来看，他的奏请禁毁，自然另有原因。

那么，个中的原因，是不是缘于该书中涉及刘铭传的最后一篇呢？这篇文章题为《禀基隆失守大队拔回台北府城缘由》，系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刘璈写给左宗棠、杨昌濬等人的密禀，文中根据台北知府陈星聚等地方文武及基隆坐探委员的禀报，大略说明了刘铭传从基隆撤兵的原因、经过及其后基、沪等地的战况，只是通过“伏查基隆为台北要口，狮球岭尤为基隆至郡城要隘。万一基口难防，而狮球岭势所必扼”，委婉地指出了刘铭传不听陈星聚、曹志忠等人的力劝，“仅于狮球岭下留曹勇奋勇三百名，其余均随行退郡”的失当。随后，又以二十日探报：“狮球岭各营盘等被法踞，将我大炮旋转安放”，说明刘铭传虽“已准曹统领调往七堵驻扎，以图进复”，但“台北门户已失，沪尾及郡城自属惊慌”。该文固然可以影响刘铭传的声誉，但凡事皆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兵事，虽则胜败攸关，但或着眼于战略，或着眼于战术，或立足于整体，或立足于局部，所见不同，本是常事，并无多大关碍。况且，左宗棠据此上奏朝廷，刘铭传遭严旨切责，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刘铭传本人也已上奏辩解，自然，也就没有多大因该文而奏毁全书的必要。事实上，后来该书还存有抄本，近世又曾刊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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