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清政府闻知法军攻占基隆的噩耗后，即“著刘铭传乘其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28〕但是，刘璈胆大妄为，固执地拒绝抽调台南军兵北援，为了制造理由，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就禀称：台南“地阔兵单，防不胜防。”〔29〕九月二十九日干脆奏称：“台南合前、后、中共支应四路计大小三十营，各路犹以地阔兵单，纷纷请添防勇，势不能不酌予添招。”〔30〕言下之意，即是台南自顾不暇，援应台北更无从说起。总之，终台湾抗法战争，除章高元两营不计外，由刘璈部下调赴基隆、沪尾前敌作战的，仅陈永隆、柳泰和两营而已，这区区数字与刘璈所统近30营相比，实在是太少了。因此，说刘璈是按兵不动，不救台北危局也不算过分。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刘璈不但不积极调兵援应台北，反而抓住刘铭传“撤基保沪”一事，采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手法，煽风点火，大作文章，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地制造舆论，竭力损害刘铭传的威信，动摇清政府对刘铭传的信任，干扰刘铭传的作战部署，差点葬送了台北的抗法大局。其中原因，据李鸿章的看法，是由于不满刘铭传在六月初四日奏报中批评他的筹防方案轻重倒置：“省初至台即奏劾刘璈，彼衡恨，因基隆之退，到处谣诼。”〔31〕当他设法收集到一些台北官绅在沪尾战前不满刘铭传的意见，就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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