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璈的鬼蜮伎俩很快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八、九月间接到丢失基隆的噩耗之初，清廷内外还能保持冷静，认为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并未追究刘铭传个人的责任。但当刘璈的蜚语传播后，舆论为之突变。一方面是左宗棠及一些言官推波助澜，以刘璈的禀报为依据，多次奏劾刘铭传。激烈的如左宗棠，将刘铭传比作丢失北宁的前广西、云南巡抚，要追咎他“失地辱国”的责任；宽容一些的言官，也认为清政府即使不予严惩，也应对刘铭传“从宽罢斥，解其兵柄。”企图动摇清政府对刘铭传的信任。另一方面，在议论纷纭之中，清政府也失去了对于台北战局敌强我弱形势的冷静分析，多次催促刘铭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攻和收复基隆，从而干扰了刘铭传“固守待援”的作战部署，造成进攻基隆的台北抗法军民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要不是清政府始终坚持信任刘铭传，以及刘铭传能够力排干扰，坚持不动用主力去作进攻基隆的无谓尝试的话，刘铭传的个人前程及台北抗法战争的结局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一面是刘铭传在台北前敌，率军与法兵反复鏖战，浴血奋斗；一面是刘璈躲在台南后方，公然违抗朝旨，按兵不救台北危局，反而播弄是非，制造混乱，干扰战局。清政府综览全局，把握事态，当然很容易就看到二刘行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反差。十一月，当刘铭传电称刘璈意在掣坏台北时，清政府就指示他考虑撤换刘璈：“刘铭传身任巡抚，属员用舍是其专职。台南地方辽阔，刘璈统率台营办防，职任极重，如果可用，该抚当屏除畛域成见，督率妥办。如竟不得力，另易生手，不致贻误防务，即将刘璈撤去，派员接办，毋稍姑容。”〔32〕虽然刘铭传顾及当时的台湾战局及杨昌濬等人的反对态度，而没有立刻照办，但刘璈垮台的命运却是已定下来了。

光绪十一年三月，中法议和，台湾解严。四月，刘铭传以刘璈侵吞公款为由，将其撤任。后又专折严劾刘璈，并在奏报他事时词连刘璈，前后参款达二三十条。但清政府多未采纳，仅派刑部尚书锡珍等查处其中有关贪污的二三款，最后以刘璈父子侵冒公款二万六千余两结案，“已革台湾道刘璈著照所拟斩监候，即由该督抚派员解交刑部*，其应缴之款除抄产备抵外，余著勒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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